甚至有一名家长控诉：自己的孩子因为性格内向被宿舍同学长期“冷暴力”，反映三次无果后选择转学，校方一句“学生性格有缺陷”作为结论，拒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林允儿把这些材料汇总成文，交到李一凡办公桌上时，他一句话没说，翻阅了整整半小时。

最后，他用力合上那叠资料，起身走向窗边，声音低沉：“你说得对，机制不能只是算法和模型，它必须伸进这些最黑暗的角落。”

“这些地方，最怕光。”

……

机制办技术组连夜根据已有数据，设计出了“欺凌高危学校风险模型”，将所有学校按照“欺凌频次、处置质量、心理异常数据密度”三项指标进行等级划分，最终有18所学校被系统标注为红色警戒区。

当夜23:00，市委常委办公会紧急召开。

李一凡在会上提出：

“从即日起，凡是机制平台标注红色警示的学校，必须在七日内完成内部问责、教师追责、心理干预三项措施，市纪委、教育系统联合监督。”

他点名江南中学，责令副校长兼德育主任停职检查，启动专项审计，并向社会公开问责通报。

会议室内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出言反对。

因为所有人都看见了那封跳楼女孩的遗书，看见了她在最后一天还在试图找人倾诉，却始终没有等到回应。

舆情系统在这一天再次刷新预警阈值，但这一次，星城市并没有“被动跟进”，而是主动出击、主动审视、主动改革。

李一凡在机制平台主界面，新增了一个入口模块——

“校园欺凌红色标注预警系统”。

当他在系统中输入指令，十八所学校的地图位置一一浮现于眼前，每个学校都被标上了醒目的红色坐标点。

这些点，像一个个滴血的信号灯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任何孩子的哭声、任何家长的质疑，都不能再被埋进制度之外。”李一凡声音坚定。

“我们治理的不只是数据，是孩子的尊严，是家国的未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