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仁宗朝始，殿试释谒后，部分新进士由直接授官改成“守选”，通常要守“五选”，即登第释褐后再等待一年三个月才能赴吏部铨选注官。

今科却是有所不同。到得九月份，在京中“守选”的进士已是百不存一。仅半年时间，便为绝大多数新科进士选了官，可见吏部是下了大功夫的。当然，皇帝的态度才是决定性因素。

原本，授官选官是吏部职责所在。僧多粥少，数百名新科进士想要全部安排妥当的确不易，这也是为何会守“五选”的客观原因所在。但像王棣这样的初选、再选分别之大也是实无先例的。正七品的实授职官哪，起点之高令人咋舌，显然是要大用的。

附郭之县便附郭之县呗，又有甚底打紧的。让王棣振奋的是，宗泽“恰好”也被授了元城县尉，想想有个候补民族英雄成为属官，够刺激的。

《宋史》：“建隆元年，令天下诸县除赤、畿外，有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。掌总治民政、劝课农桑、平决狱讼，有德泽禁令，则宣布于治境。凡户口、赋役、钱谷、振济、给纳之事皆掌之，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。”

宋朝初期的县级主官叫做“判县事”，后来才改为“知县”或者“县令”，这两者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像是比较重要的县，或者是辖区比较大，人口比较多的县，一般都由京朝官、幕职官来担任，也称为“知县事”，而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小，人口也少的县，则由品阶比较低的文官来担任，这种叫做“县令”。

《宋史》：掌总治民政、劝课农桑、平决狱讼，有德泽禁令，则宣布于治境。凡户口、赋役、钱谷、振济、给纳之事皆掌之，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……若京、朝、幕官则为知县事，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。

通常，一县衙署除了主官知县外，还有县丞、主簿、县尉、教谕等属官。

《宋史》：“开宝三年，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、簿、尉；四百户以上置令、尉，令知主簿事；四百户以下置簿、尉，以主簿兼知县事。”

这里说的比较清楚，千户以上的县，县令，主簿，县尉都具备，四百户以上的只有县令和县尉，主簿的事情由县令兼任；而四百户以下的小县索性就连知县都不设置了，反而是由主簿来兼任。

元城是府治所在地，辖下民所数千户，元城县衙自是属官皆具。

这其中，县尉有所不同，除了此职的几个官职基本都是文官来担任，这也是宋朝官制的一大特点——重文抑武，文官担当武将，但是这个县尉一般就是武人来担任了。

《宋史》：“建隆三年，每县置尉一员，在主簿之下，奉赐并同。至和二年符两县各增置一员，掌阅习弓手，稽奸禁暴。凡县不置簿，则尉兼之。”

县尉的工作比较好理解，就是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和防护工作，类似于如今一个县的警察系统的主官，嗯，相当于后世的“公安局长”及“人武部长”，而且还负责士兵的训练。

另外，唐时县尉员额品秩各因县之级别而异，少至一人，多者六人，阶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不等。通常为进士入仕者初任之官，京畿县尉尤为显重，入朝可授郎官、御史等职。宋朝自太祖建隆三年始置，统辖弓手，维持治安。元丰改制，定为从九品。

宗泽以文官领了武将之职，这也是破了惯例。

王棣却晓得，这是大、小苏从中使了力之故。

他在苏轼、苏辙面前提了两次宗泽，后又领着后者去拜会过二苏，提携器重之意尽在其中。二苏当面言语考较过宗泽，皆是认同王棣眼光之犀利，自也愿意让这么个堪用之才辅佐妹夫。

县尉算是最末等的官员，再往下便是不入流的吏员了，以二苏的能量运作此事自无难度。

另外，关于王棣的授官也是一波三折。据苏轼言，初选时，官家尝言“贵为天子门生便该好生磨砺方可成才”。这“磨砺”一词用的很是微妙，实乃内有玄机，恐怕皇帝是不满的。也对，贵为状元，却授了“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”这么一个云山雾罩的差遣官，这不明摆着打皇帝的脸么？

苏轼虽然语焉不详、点到即止，王棣却大致想得出此间奥要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无非是朝中大臣明里暗里要和皇帝争权呗。

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政体，应该就是“共治”或“共理”了。“共治”（共理）并不是新词，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是舜帝开创的范式：“通贤共治，示不独专”。在宋人的政治言说中，“共治”、“共理”之说也不鲜见，如文彦博对宋神宗说：君主当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；又有御史说：“夫士大夫，天子所与共理者也。”作为一种政体的“共治”，涵义很明确，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，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。

汉唐皇帝所说的“共治”（共理），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。到了宋代，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“共治”的诉求时，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，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。